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

中国近百年的乡村振兴实践, 始于20世纪初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派围绕文化和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的尝试, 兴于国家进场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的变革, 盛于国家主导下开展的对农村从“汲取”到“给予”的新农村建设, 成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破解新时代的新矛盾, 亟待补齐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这块短板,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城乡融合、产业振兴和四化同步将有效解决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状态, 走出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十九大报告强调,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 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 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 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破解新时代的新矛盾, 亟待补齐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这块短板,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作为国家战略, 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构建实施系统工程的整体框架, 必须考虑历史和现代的联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文将以乡村振兴实践的三阶段演进为线索, 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的百年演变, 回顾历史、凝聚共识、展望未来, 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定时期,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继若干个“中国之谜”之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将再为世界增添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中国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 已经带给了世界若干个“中国之谜”, 如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 “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的“麦金农之谜”, 以及Preston提出的股市表现方面的“中国之谜”, 周立、冯辉和董玄提出的农村金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中国之谜”。诸多“中国之谜”, 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发展实际。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将再一次走出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 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普遍衰落, 作出有力回应, 并有望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这一“铁律”, 凸显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

 

百年乡村振兴实践的三个阶段

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乡村凋敝, 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的中国, 也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治理失序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直面中国社会新矛盾, 积极回应时代新挑战, 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实践。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发展, 在现实与历史错综复杂的互动进程中不断演进, 大体经过“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三个阶段:

民国时期, 大批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 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之道。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 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机构有600多个, 各类的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 但此时的建设实践主要集中于文化教育方面, 对于农村发展的复兴效果并不明显。

与这些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的是, 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没有乡建派的乡村革命实践, 彻底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 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一系列革命, 先后实践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合作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不同时期的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 在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表百年乡村振兴实践的三个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中央党代会报告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农业发布的政府1号文件整理。

2005年, 从国家层面开启的新农村建设, 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全球化新形势, 这一波乡村振兴的尝试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 而是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全面部署下, 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建设, 深化农村产权综合改革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建立完善上, 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017年11月, 由十九大开启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超越。乡村振兴第一次被提升为国家战略, 而且成为国家七大战略中唯一一项新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 在各方面对新农村建设进行提档升级。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优先发展、精准定位、突出矛盾这三大特点。在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 重点解决三大问题:最大的发展不平衡, 即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 即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 即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振兴乡村, 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

 

从民间自发到国家进场:乡村建设派和乡村革命派的乡村建设

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轫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外有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工商业, 内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各类军阀的连年混战, 同时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 工业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榨取, 在多方“抽血”式的破坏中, 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小农乡土社会频临崩溃。面对这一现状, 为了挽救乡村、挽救社会、挽救国家, 民间开始自发进行乡村建设, 首先是以各地良绅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 后来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革命派的土地革命实践。

民间自发: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乡村建设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翟城实验”, 这一实验被认为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1]米氏父子以翟城村为示范, 发动民众成立自治组织, 为本地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兴办新式教育, 并积极发展当地经济, 一系列的举措改善了翟城村的面貌, 为村一级的农村建设和乡村自救, 趟开了一条新路。同时, 清末状元张謇作为实业家, 则在其家乡南通进行了县一级的乡村建设探索。地方“良绅”在不同范围内自发进行的挽救乡村的实践经验, 无疑是宝贵的探索, 为之后轰轰烈烈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迈出了第一步。但不容忽视的是, 在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政治格局下, 乡绅代表着本地的统治者阶层, 有着自身的阶级利益, 其挽救乡村的行动除了基于爱国救国心之外, 也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权贵阶层的统治基础。因此, 阶层与利益的局限性, 使得地方“良绅”并不是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的最佳领袖。[2]

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 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 当时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机构有600多个, 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 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和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发起的乡村建设模式, 比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梁漱溟认为, 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 还要积极地创造新文化, 所谓乡村建设, 就是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因此, 在实践上, 除了引入优良农业品种、发展先进农业技术、建立金融流通组织等技术层面的尝试外,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的中心放在了农民教育上, 包括培养农民的团体组织精神、启发农民的智慧、革除农民的生活陋习等。晏阳初的定县模式经验主要体现在“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上, 四大教育分别是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计划, 三大方式分别是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 不难看出, 晏阳初非常注重对农民的教育, 在这一点上与梁漱溟十分相似。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在注重对农民的教育的之外, 更加重视经济建设, 因地制宜地在北碚发展了矿业和纺织业,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 更多注重文化和教育, 这与知识分子代表社会中的“教化”权力角色相契合。知识分子在当地开展翔实深入的调研, 怀着知识报国和改造社会的情怀, 践行着对农民的“教化”, 在各地试验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知识分子群体是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最长久、最持之以恒的力量, 无论是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还是当下, 各类知识分子都在积极推动乡村建设实践。但是, 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 只能建立在既有知识框架下, 对乡村问题作出判定, 进而开出药方, 再身体力行为乡村“疗伤”, 固然能取得一定成绩, 但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 后来被梁漱溟承认是“自己运动、乡村不动”, 由外到内的“疗伤”也许并未精准治疗在病灶上。原因可能在于知识分子并非生发于乡村, 对农民关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没有精准把握, 或者即使能够把握到, 也因没有能力整合当地政治、经济资源而无法做出切实的行动。[3]因此, 囿于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性, 知识分子也并非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最佳领袖。

国家进场:乡村革命派的彻底变革。在地方良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建运动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 也开辟了乡村建设试验田, 期间的尝试和举措, 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 从此, 在乡村建设的场域中, 国家正式进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也有情怀, 担当了彻底变革乡村的领导角色。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 走出了一条彻底改变乡村社会、彻底改变城乡关系的农村建设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确立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明确规定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 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快速恢复。1953年开始, “一化三改”完成, 又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民在国家动员下, 不断交出土地所有权, 相继加入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将农村从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1958年,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实现人民公社化, 农村土地制度完全变成了集体所有。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一直无法满足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 必须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突破。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 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 人民公社解体,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 使得农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同时, 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农工商综合发展, 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持续的“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国家主导成为明显特征, 有别于民间自发的乡建派。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派的角色, 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 进行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革。民间自发的乡建派乡村建设, 其形式大多是“孤岛”式的探索, 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和持久的影响力。国家进场后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 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角色的乡村革命派, 对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进行了彻底变革, 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社会, 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国家工业化。

 

从“汲取”到“给予”:国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

国家进场后,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城乡交换关系, 都在国家主导之下。通过模仿苏联的“国内外市场相隔离条件下不同经济成分间的不等价交换”, 农业和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带来了汲取性的制度安排。国家工业化和地方工业化相继完成后, 反哺性的新农村建设自2005年开始实行。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新农村建设调整了国民分配关系, 加大了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 增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农村汲取: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以1953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为发端, 农业开始担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农业为工业发展, 至少提供了如下五类贡献: (1) 食品贡献, 指农业为城市产业工人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食物。(2) 原料贡献, 指农业为食品加工、烟草、纺织、制革等工业部门提供原材料。(3) 市场贡献, 指农民通过购买工业部门生产的诸如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 以及日常生活用工业消费品, 从而为工业部门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4) 要素贡献, 指农村的土地、资本 (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资金净流出) 、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生产要素, 通过各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5) 外汇贡献, 是指通过以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 为经济发展提供紧缺的外汇。通过这五类贡献, 国家汲取了农业剩余, 支援了城市和工业发展。

到2005年,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12.4%, 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同时,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9%以上, GDP实现18万亿元, 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 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4]汲取性的城乡二元结构, 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发展, 必须要进行战略转变。

向农村给予: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这一方向性的战略转变终于到来。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提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 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 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乡建派侧重于文化教育, 革命派侧重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侧重于发展农业生产提取农业剩余相比, 大大拓展了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新农村建设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前提。2005年全国各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税费, 地方因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 同时, 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财政支农。与此同时, 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 2007年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2003年试点以来, 迅速覆盖了大部分农村居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中央财政加大投入, 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在方方面面, 包括村庄自来水管建设和电网改造, 村庄垃圾搜集, 沼气、秸秆发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 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建设, 公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融网点村村通等。以上建设均得到了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 财政支农投入每年呈现增量趋势。要补齐农村短板, 不但需要财政总量投入增加, 更需要人均财政投入超过城市中的人均投入, 这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才能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进而赶上甚至超越城市。

虽然国家对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逐年增大, 但不容忽视的是, 农村依然呈现衰败态势, 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一直在扩大, 农村的优质教育、医疗服务水平依然很低, 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一直在加剧, 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维持现状, 更要全面振兴。舍弃了农村的城市繁荣, 只是表面的不可持续的繁荣, 放弃农民后的市民小康, 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小康。[5]因此,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超越与冲刺:“两个百年”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道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起点, 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有重要意义。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 20字总要求的变化, 两种表述并不是断裂关系, 而是一种继承和超越, 是顺应中国乡村社会在新时代现实发展需求的理论概括。报告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 也较之前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更进一步。同时, 报告也重申了农业现代化, 是四化同步中的最大短板。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 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强调和落实集体所有权, 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在农村产权改革方面, 明晰改革方向为壮大集体经济, 聚焦农村经营性资产的改革, 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从农工商一体化, 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民在农业领域创新的机会不断增多, 新业态的发展空间广阔。[6]

三大超越与三大出路:城乡融合、产业振兴与四化同步。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 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间,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39.1%发展到57.4%。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变, 即从统筹城乡发展, 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转变, 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 体现出城乡之间呈现出内在的融合渗透的关系, 标志着中国在进一步集成创新过去五年的三农工作的基础上, 延续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创新。[7]因此, 城乡发展的新旧表述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深层次继承关系。在新时期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 关键是通过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构建城市和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路径。由此, 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径。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 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产业兴则百业兴, 从生产发展升级为产业兴旺, 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产业振兴作为其最主要的政策实施要点。产业兴旺, 侧重于突出农村的产业多样化的融合发展。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 更多是强调农业和粮食的发展。这一政策表述的重要变化, 顺应了新时代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产业融合发展, 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 产业链条的拉长意味着农民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的机会越来越多, 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在这个过程中, 新时代的农村产业振兴必将超越第一产业本身, 创造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支撑。由此, 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产业振兴成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径。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同步, 是四化不同步, 突出表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要实现四化同步, 没有既定的道路可循。“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 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 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 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之后的五年里,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得到深化,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信息化程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领先地位。然而, 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充分,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四化同步的进程。所以, 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归宿将是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弥补“短板效应”, 促进四化的均衡发展, 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由此,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步, 四化同步成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径。[8]

冲刺“两个百年”目标: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普遍面临乡村衰落困境。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 历经百年演变, 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是对全球乡村衰落困境的有力回应, 有望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这一“铁律”, 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将为世界增添一个新的“中国之谜”。

2017年年底,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 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人民日报评论提出, 应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这包括重塑城乡关系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善治之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9]通过这七条道路的实施, 推动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 让农村不再是落后之地、贫穷之地、荒凉之地的代名词, 而将成为美丽之地、富足之地、生机勃勃之地的新名片。

站在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当下, 回首百年以来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始于民间自发的乡建派围绕文化和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的尝试;兴于国家进场后, 中国共产党作为乡村革命派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变革;盛于国家主导下对农村从“汲取”到“给予”的新农村建设;成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融合、产业振兴和四化同步, 将超越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 走出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但唯其艰难方显勇毅, 唯其磨砺始得玉成,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将冲刺实现“两个百年”伟大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