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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 山地深处的传承途径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20-06-11|浏览次数:
 

中国的乡村遗产价值广博,内涵丰富。从古至今,这些乡村维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秉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它们既是国家经济的后备生力军,也是人们心中向往的诗画田园。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乡村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创新,综合各方面成果,我们推出了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系列文章,继《诸葛村:乡土力量守护乡村遗产》《永泰庄寨:重新发现家文化》(链接见文末)之后,第三篇将分两期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本文为上半部分。步入文化遗产的世界,纵览家国古今,乡村有大美。

 

自2016年起,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持承担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为贵州石阡楼上村的保护和发展利用提供技术与方法上的指导。几年间,我们在贵州持续开展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在更多元的尺度上思考和探索乡村遗产的价值及社会历史影响。贵州山地聚落是生态文明时代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何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真正做好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在地实践。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版海外版》2020年6月8日,第11版:世界遗产,本文略有修改。

 

生态文明时代乡村遗产的生命力

 
 

杜晓帆 教授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已经无法绕开生态文明这一话题,也促使着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

 

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在我国长期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如何维持人口与土地、资源、环境容量的平衡关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只有在生计可持续的前提下不断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乡村聚落才能够继续发展。千百年来,这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观念与实践延伸和渗透进乡村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乡村遗产得以产生的基础,也是乡村遗产生态价值的重要体现。

 

贵州的山地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选址、营建到生产活动、日常起居,从风俗礼仪到审美信仰,都表现出与大自然的广泛联系,其所具备的生态内涵需要人们去挖掘、整理和转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山地聚落的传统信仰中,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只有谦恭地对待自然,约束和节制一切破坏自然的行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以今天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观念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其所表达的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却是人们应该重视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人也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就没有理由去剥夺别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山地聚落发展出的生态观,前提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合作约束的机制,没有共享的精神,也很难抵御自然风险、防范挥霍无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村遗产所具有的生态价值不仅仅指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同样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享精神。

 

贵州的山地聚落本身还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应该给予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更多的关怀和尊重,离开了对人的关注,遗产的传承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于很多问题都无从谈起。从外部干预的视角来看,对当地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转化,也应该避免造成社会文化变迁过快、过激的情况,避免过度的消费和损耗,进而谋求更为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道路。

 

 

 

 

山地深处的传承途径

 

 

林鋆澎 刘邵远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引言

 

 

 

2019年6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家部门联合公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加上此前公布的四批名录,全国共有6819处村落入选,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价值最为多样的活态村落保护群。贵州省以总计724处中国传统村落独占鳌头,其所蕴藏的乡村遗产内涵可见一斑。

 

贵州省多山,山地与丘陵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2.5%,拥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贵州省民族众多,有“文化千岛”之称,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生生不息。自然与文化的长期交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山地聚落,点缀在贵州的青山绿水之间。人们除了慨叹这些山地聚落的奇异和瑰丽之外,更多的是对其中生态之美的由衷赞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贵州山地聚落所体现的乡村遗产价值是生态文明的最好注脚:自然环境是贵州山地聚落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现代生态文明的生存智慧和哲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遗产保护协同发展,为当地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楼上村手绘插画

 

提起贵州的山地聚落,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或是连绵数里的侗寨,或是耸入云霄的苗人部落,鳞次栉比的杉木林随风而动,金黄的稻田遍布山野,听不完的芦笙从山这头传到那头,喝不完的米酒醉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人……事实上,这样的画面并不只存在于苗侗等少数民族当中。贵州的山地聚落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相近的自然资源禀赋往往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类似的生存策略,其核心就是如何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共处。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的楼上村,不同于侗寨苗村,而是一个典型的汉族移民村寨。明弘治六年(1493年),一支源自江西的汉族周氏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移民潮中辗转入黔,最终定居于贵州思南府寨纪(楼上村古称)。

 

楼上村选址于山坡之上,与廖贤河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其间的山水草木,不仅给予了人们最为基本的生存载体,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物质材料。环境中的龙洞湾、天福井、野猫洞等天然泉眼,是村民最为主要的耕作与生活之源。村民将其以分导建渠的方式,依循着地势与水源高程的差异,将耕地分为稻作、旱作分片轮作,有序合理地保证了不同空间和时间下水和土地的有效利用。遍布于山野田间和村落之中的各类自然与人为的草木植被,则皆可为人们所转化利用。梯田中既可保护田埂又能生产蜡油的乌桕树、房前屋后用于制作农具和用具的阳山竹、山林里涵养水土又可用以建造房屋的杉木、松木等树材,无不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着重要的联系。即便是远方名不见经传的高山,村民们也能够通过峰峦与云雾的关系判断气象的变化,为来日的耕种作息提供依据。

 

▲楼上村篾匠

 

▲楼上村农事

 

如果说自然的空间地理环境赠予了楼上村生存的基础,那么“一方人”也孕育了一方的风土。汉族传统宗族文化在这片土地里落地生根,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香火不断的梓潼宫与周氏宗祠、三合院的民居建筑形式和布局,500多年来,各种物质和文化要素在时间的长河里相互作用、积累、叠加,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作品。生活起居的建筑巷道、赖以生计的耕地梯田、作为生产生活重要资源补充的河泽山林,共同构成了楼上村绝佳的村落文化景观。

 

▲楼上村梯田

 

发展到今天,楼上村已经成为了一个包含8个自然寨的行政村,其中汇集楼上村古建筑群的仁家寨被称为楼上古寨,也凭借此,楼上村先后于2008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楼上村古建筑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景观是如何存留的?

 

 

 

楼上村村落文化景观的形成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巧妙利用自然的生态文明特征,这无疑构成了楼上村乡村遗产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那么这种价值是如何顺利传承的?

 

▲楼上村的梯田和引水渠

 

第一个途径:村民自发形成的活态传承。就目前楼上村的情况来看,这种活态传承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比如过去为了避免各家农田的用水纷争,楼上先民建立起了“轮水制度”,相沿至今。村民们说:“所谓轮水,就是轮流放水,不耽误时间。”各家各户根据田地的大小划定引水的时间,在过去没有时钟的时代,人们在田地的引水口以烧香计时,互相监督,有序进行。包括生活用水也是如此,楼上村的天福井泉眼,出水口被划分为两级,第一级以饮水、洗菜等餐食之用,第二级以洗涤衣服等洁污之用。这是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矩,体现着乡村朴实而独特的智慧与准则,于今仍在发挥作用,无需外界干预。

 

 

第二个途径:规划的管控作用。过往的村落保护规划往往比较强调对建筑本体的保护,而忽略了建筑和聚落发育成长的生态环境。在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规划》时,编制团队通过探析村落的地理载体、生物圈层、人文圈层等几个物质层级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心遗产价值,以此作为规划编制的依据。这就使得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国保名单上的几处重要建筑,而囊括了建筑空间、田园山水与自然环境。并且在建控地带中单独划出禁建区,包括楼上村周边以梯田、水渠、树林为代表的体现生产功能的文化景观。此外,还将周边自然山水划入环境协调区。活态传承面临着土壤流失的困境,保护规划在确认遗产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承担的是一个底线管控的作用,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三个途径:长期的在地记录。在贵州的山地聚落中,自然界的水、土、木、石等种种元素被应用、置入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套丰富的乡土知识体系和乡村生活哲学。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是传承和保护乡村遗产的重要基础,这离不开长期的在地观察与记录的工作。

 

 

距离楼上村东南方300公里外的另一处山地聚落地扪,是一座典型的侗族村寨。2005年,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黎平县地扪村正式开馆,成为国内首家民营生态博物馆。地扪生态博物馆自建馆以来,长期对村落内部传统文化进行搜集和记录,目前搜集的资料已经有约500T,以视频、照片为主。最早从拍摄、录制当地建筑、习俗和村民生产生活开始,后来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拓宽了资料收集的视野。近几年又重新以家庭档案和社区档案的形式对村落的发展进行记录,回归村民现实生活。村民和外来者不管是有实际的生活需要或是研究需要,都可以进行回顾和查阅。这种长期记录本身就是一种遗产传承行为,在未来或许以乡村书院的形式进行知识转化和传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延伸阅读──

  再读福州古厝序(札记)

  齐    欣(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古厝》一书撰写了序言。201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将这篇900余字短文重新发表。

 

时光转眼间又在深刻的变革中过去了一年。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古厝》一书撰写了序言。201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将这篇900余字短文重新发表。

 

时光转眼间又在深刻的变革中过去了一年。

 
《福州古厝》序的内容简要又平和。“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21世纪伊始至今,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发展的双重环境中,这些朴素的愿望和基本路径,仍然延续下来并保有强大的推动力。
 
2020年,福州的城市历史风貌可谓变化巨大。围绕古厝保护和举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市大规模更新展示了15条特色历史文化街区、51条传统老街巷。每一街区区位不同、文化不同、特色不同,改造方式也各有千秋。人们旧地重游时,估计会惊讶于这里处处变了样子。
 
《福州古厝》序的推动意义,远远不止于福州。古厝、古街和古城各有长长的故事。近年来人们重新发现其地位、赋予其新功能。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193个成员国的共识:“我们承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容忍、相互尊重,确立全球公民道德和责任共担。我们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在积极落实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于2017年1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基于全新的高度,系统总结和强化中华文化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古厝”不再被视为散落而破旧的遗存,也不再割裂为一个个孤立的文化空间,已成为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维度,验证可持续发展成果的可辨识载体;“古厝”所代表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名城和风貌区,进一步化作文明的“细胞”。地理、气候、植被、水源条件、生产生活体系与族源文脉、信仰传统、社会合作机制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价值整体。6月2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了新一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至今年12月底,将有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完成挂牌工作,都可视为这一趋势的推进与展现。
 
此时,评价保护工作的效果与水平,就由盯着“拆”或“不拆”、留“多”与留“少”、“好看”还是“不好看”,转向判断我们传承下去的是“真”还是“假”。
 
真实,增强了可信度;完整,成就了无缺憾。
 
“我曾有幸主持过福州这座美丽古城的工作,曾为保护名城做了一些工作,保护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加强了文物管理机构,增加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此时再读《福州古厝》序,就会感到文中表述的愿望,不简单是谦逊。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将其纳作深植内心的共勉。
 
2020年注定不平凡,世界站在了多重意义的节点。“做得更好一些”引发的共鸣,反而变得愈发简单:更持久地做下去。《福州古厝》序发表于18年前。我们现在理解、继续认同这些多年以前的理念,就同样相信:我们始终在做着正确的事;而且这种使命感最终将化为我们岁月的一部分——带来生活的日常,也意味着人生的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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